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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马路电线杆上治疗某病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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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金大侠虽然宣布封笔退隐，却是难得清闲。先是《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将其列为继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居第四的大师；继而又被推许为以小说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随即引起反对者“顽固地排斥”，坚称“拒绝金庸”。刚因几次声势浩大的作品研讨会而使“金学”大盛，却又身陷“评点本”官司，更遭王朔“小王飞刀”，被讥为“四大俗”之一……一时间，标明“×记”出品的标签纷至沓来，把金大侠当成了马路边贴满治疗某种病的广告的电线杆。
这是学界的另一种浮躁的甚嚣尘上。
据说当年赵州从谂深慕南泉普愿禅师大德，便去拜师，问：“什么是道？”南泉答：“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平常心就是直心，就是一切平等之心，就是要无爱无憎无取无舍无贪嗔拣择，如此参禅方能悟道。否则，抱着一颗爱憎之心，凭着自己的好恶求道，岂非自欺欺人？读金庸也一样，把纯粹是为了娱乐，而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目的(金庸语，大意)的武侠小说捧为超越了《红楼梦》而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新经典，或连原作都不及卒读就拒绝金庸，将其列为恶俗，都难称“平常心”。
平常心如何求？且听金大侠如何说。金庸在《三剑楼随笔》专栏回答香港观众就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改编的电影《无比敌》所提问题时说，电影之所以没有小说好看，那是因为电影只用了小说的情节，而忽略了小说的精神。而要深入小说的精神，就必须深入小说主人公亚海勃船长的灵魂深处。要深入船长的灵魂深处，就必须深入作者麦尔维尔的灵魂深处。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金庸。要深入金庸的内心深处，最方便的法门莫过于读金庸的传记——手头的这一本《金庸新传》差可胜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本金庸的本传，作者对金庸一生行状尤其生活细节颇多发掘，极见金庸性格本色：
金庸堪称干一行，爱一行，为写影评，他几乎天天看电影；为写舞评，他竟学起了跳舞，有一段时间还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文艺演出中，他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艺术上不合格，给人留下的印象却足够惊人。
在幽幽的烛光下和柔和的乐曲声中，金庸和夏梦呢喃私语，频频举杯。趁着几分酒意，趁着令人陶醉销魂的浪漫情调，金庸终于向夏梦吐露了爱慕之情。夏梦听了非常感动，但又说“恨不相逢未嫁时”。她最后深情地说：“虽然今生今世难偿情缘，但愿来世还有机会重续前缘。”听得金庸几欲落泪。
其人之至情至性，其情之缠绵悱恻堪与其笔下人物媲美。
该书还为我们展现了金庸鲜为人知的一面——作为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金庸。金庸除以武侠小说见誉，还有“香江第一健笔”之称，即由撰写时论社评而得。金庸身上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于家于国的责任感，有对时事敏锐的洞察和透彻的分析，更为难得的是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舍生取义的精神。1988年，香港《基本法》起草进入关键时期，如何决定香港未来的政制模式？这最敏感，争论也最激烈。金庸综合各方面意见，亲自草拟新政制协调方案。与此同时，反对金庸和这一方案的声浪也铺天盖地而来，香港学生火烧《明报》，以示抗议。金庸接连撰文为自己的主张声辩，大有“舌战群儒”的气度。1992年，围绕《基本法》的实施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因香港新一任总督彭定康的到来而更加激化。金庸奋笔直书，激战彭定康，捍卫《基本法》。他通过《明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尽了一份力。
当然，“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金庸”，这本就是见仁见智即心即性的事。但心存爱憎好恶，读起来难免区别拣择，才有了这褒贬之间的云泥之判。诸君，且平心静气坐下来，沏一杯香茗，细读这本《金庸新传》，倘若能因此走进金庸的内心世界，悟得些拈花微笑的妙处，再作分别不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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