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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距离叫SARS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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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肖明超
在这个SARS无孔不入的时候,到处充满着抗击它的味道。地铁站里一对情侣戴着口罩在接吻,美其名曰“非典时期的爱情”;超市里有人大呼小叫的抢着方便面,说现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要多采购东西供这些日子食用;有人用破棉絮制造出一些叫口罩的东西卖给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叫“16层防护”的市民;有人趁机偷偷的把鸡蛋卖到5块钱一斤;还有人早早的请假躲在家里,连家里的亲人进门都要接受盘问和检查……我们被一个叫SARS的东西包围着,它像一个幽灵,不仅仅飘在看不见的空气中,还深深扎根在我们心里。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很多医务人员义无返顾的穿着防护衣战斗在救死扶伤的岗位;有很多人依然每天坚持上班下班继续着自己的事业;有人踊跃捐钱捐物给困难的群众;有人为了对付这个稀奇古怪的病毒献出了生命……这个叫SARS的东西也让我们真实感受到了社会的良知和另外一种信念的力量。
SARS不仅仅是一个病毒,它还是一把尺子,在丈量着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个朋友在北京工作,这个时期单位放假,就回到了故土。但是,刚回去两天他就打电话回来说,回家简直是个错误,我不解。他笑笑说,他就像一只动物园里跑出来的老虎一样,村子里的人看见他都赶紧让道,还时不时挤眉弄眼,甚至有人要抓他去隔离,因为他是灾区来的,这个还不算,他说有很多东西在那一瞬间都崩溃了,包括他的一些友谊和苦心经营多年的爱情。我忽然发现SARS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病毒的能耐。
很多企业目前都在议论着如何面对非典,有个朋友说,他们公司因为SARS就把员工裁了一半,现在剩下的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有个朋友在一家文化公司上班,她们老板立下一个规矩:非典尽管严重,但是大家都得坚持上班,请假者一律算辞职。嘴里还念念有词:“此时正是裁员的好机会,看谁熬得住。”那个朋友如今每天照常坐着公交车去上班,和10个人挤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继续着应该继续的一切。她说:“我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还要生活。”我当时觉得就好像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的喉咙,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企业要生存,人也是要生存的,到底哪个更重要?就好像有人说其实GDP并不能代替生命,无论多高的GDP都不足以解决生命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依然无奈的看到很多老板似乎很爽快的将员工顺手送出了办公室,还有的老板连给员工买个口罩这样一丁点的爱心都不曾具备。SARS,让我们发现了财富积累背后的另外一种残酷。
这个时期,互联网突然热了起来,很多平时不沾网络的如今也赶了一回时髦,有人说,以前老朋友还可以聚一聚,但是碰上这件事情,大家都呆在自己的家里,好像缺少了一种感觉,即使上网说说话也最多寒暄几句,不知道非典过了一切是否还会还原。电子邮件,聊天室,电话作为主要交流工具的背后却隐隐约约代表着某种程度的失语。
当隔离成为防治非典的主要手段之后,为了这个安全的空间,人与人之间不得不让出距离。据媒体报道说,广州一位“非典”康复者,出院两个多月单位却一直让他在医院休息,他由此感到了裁员的威胁;没有一个亲友和同事来看过他;就连9岁的儿子也被人孤立。有个热心的作者因此感叹这个病毒叫“歧视”,指出《传染病防治法》没有规定患者治愈后的权利,呼吁大家为此做点什么,还这些健康的人一个清白。也许这不是一个法律法规和几个人可以解决的,因为心理的恐慌和惧怕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治得了的。
一个突如其来的病毒,改变了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一个病毒,也称出了不同人心的份量。在这个病毒疯狂扩散的同时,人与人的距离就好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你不知道它还会飘多远,也不知道是否还会有飘回来的那天。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在面临生死的时候人们的选择。
我们在经历着本来很美丽的春天的同时,还体会了有一种距离,叫SA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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